家礼文化

家礼文化研究的哲学反思

发布时间:2021-04-02文章作者:马征浏览次数:594


家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家礼文化研究至今也取得了初步成果,包括家礼文献整理、家礼的文本解读和家礼的发展史研究,但距离伦理学的亚分支学科,即家礼学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以下是对家礼文化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所做的概论。

家礼本位的构成原因:差序格局

作为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内容——家礼文化,就其源头来看,它起源于“礼”,而礼又起源于宗教祭祀仪式,正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的那样,“礼,履也,所以示神致福也。”就其发展脉络来看,狭义的“家礼”产生于先秦,成熟于唐宋,鼎盛于明清并于清代后期走向衰落。然而,这是一种时间先后思维,依据这种思维来审视家礼和礼的关系时,不难看出,礼在先,家礼在后。这将意味着,家礼是礼的乡化、族化和居家生活化,也将意味着,作为国制之礼和家礼关系永远处于二分的状态。很显然,这和中国传统“家天下”的文化特质不符。

那么家礼何以构成天下礼制的本位呢?其原因并非家国同构,亦非家是国的单子,即国是千万家,而在于家庭的结构——差序格局的伸缩能力。所谓“差序格局”,就是以家为中心像一圈圈推出去的水波纹一样有着差等次序的结构,家、族、乡、国,直至天下,费孝通称之为“伦”。而其伸缩能力则表现为,家庭可以很小,一旦腾达,成为地主和官僚阶层,就可以大到像个小国。而作为差序格局的家庭之所以具有伸缩能力,根本在于家庭结构的复杂性,如一个夫、妇和十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并不能称之为“大家庭”,而一个有着公、婆、夫、妇、子组成的家庭亦不能叫“小家庭”。显然,后者比前者复杂。因此,正是家庭“差序格局”所具有的伸缩能力,才使得“家文化”落地生根,奠定其本体地位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家礼和礼同一,礼即家礼。

家礼文化的研究方法:一体两翼

自孔子以“仁”入“礼”赋予周礼以新的内涵之后,子思学派经过多代儒士的努力,最终使儒家的礼乐文化体系化,进入学理层面,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礼学研究蔚然成风,其中家礼中的丧礼之学兴盛一时。唐宋时期,家礼文化转向世俗化和简化,特别是古礼的简化,有力地推动了家礼文化在民间的传播。明清时期的家礼研究,重在一个“变”字,强调从现实出发,对古四礼加以损益、变通以适应“时俗”,从而使家礼更接近寻常百姓。民国以后,传统社会结构逐渐解体,传统家礼研究日渐式微。直至改革开放以后,家礼研究才得以逐渐恢复,并在家礼文献的整理和家礼发展史的梳理上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。

然而,要想让家礼文化在新世纪呈现出一种新的样态,仅仅运用历史方法是不够的,非得站在“家礼学”乃至“家礼学学”的高度进行家礼研究不可,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家礼文化存在的合法性、研究的科学性和样态的可能性问题。研究的科学性涉及研究方法问题。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“一体两翼”的问题学方法,所谓“一体”,即“从现实出发,向历史提问”,所谓“两翼”,一是对家礼经典文本的历史解读,二是将家庭文化与西方社群文化进行比较研究。样态的可能性问题,如果用“出场学”的语言表达就是,让家礼文化以不断“出场”的方式始终“在场”,从而保持着家礼研究与时俱进的品格。至于家礼文化存在的合法性问题,只有在逻辑上论证了家礼的本体地位之后,才算得到科学而有力的回答。

家礼精神的外在表征:空间形制

在城市形制上也充分地彰显了家礼文化。以西周的城市形制为例,西周继承了前代封土建国(城域)的习惯,并将其形式化,从而成为家礼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。西周的嫡长子继承制,即宗法制度,为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和统治体系打下了坚固的基础。君主作为“天子”,是全体国民的嫡子,是“天下大宗”,而同姓卿大夫为小宗。在祭祀的过程中,有关礼器、礼仪和配乐都体现了大宗、小宗的差序关系。而城市作为家礼之源的“敬天祭祖”的活动平台,将家庭的差序格局、社会的等级观念和五伦的人际关系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依据《考工记》的“营国制度”,即城市等级原则和城市规划原则,周王朝在直接管辖的地区规划了两个邑,即国都宗周(镐)和副都成周。两个邑的特点有,一,城市按四个方向准确定位。二,城墙一般为正方或长方形。主城门和主要建筑都面向正南方,并形成南北主轴和高低不同的序列。三,城市选在平原而临近河边。四,主要政治和宗教性建筑(宫殿、宗庙等)都建在夯土台基上。五,将城市划分功能分区:中央或宫城,通常另有围墙,是宗庙、社稷、宫殿及贵族用的重要建筑;围绕中央区的是另有围墙包围的外墙,是手工业、商业和一般市民的住宅用地,也包括一些农地;外城围墙外是护城河。这种城市形制包含了三个概念:执中(或中庸)、秩序(或等级观念),以及王室和平民的父子(宗法)关系,这亦是传统家礼的主要目的和核心精神。换言之,传统的家礼文化,我们可以从宗周和成周的规划中窥其一斑。

家礼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然而,家礼文化研究任重道远,除了家礼文献搜集、整理和汇编工作有待加强之外,在基础理论和当前的研究方法上也亟待拓展。但我们相信,在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下,随着家礼的时代价值的不断挖掘,家礼文化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之“中国特色”最具显示度的因素。


(作者单位: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)

(本文2021年03月25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)